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
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诸多挑战，将对我国扩大内需带来重大机遇。20年前就已做了一些工作，由于一些因素推迟。
海南作为一个岛屿省份，作为独特的地理单元，地域面积小，具备全省统筹和一盘棋规划建设的先天优势。国际旅游岛建设关键：1.取决于海南的开放程度。乐观估计，如果每年有10%的中等收入群体来海南消费，那么将累积创造约5500～6000亿元的消费规模。到2020年，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估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可能从目前的25%提高到40%左右，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规模将从3亿人扩大到6亿人。三、国际旅游岛建设关键在于改革开放1987年10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时候，就设想能否将海南建为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区。
海南应当积极争取成为国家开放型服务业的先行试验区。如果以城镇化为载体盘活土地资源，将极大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当然从另外一面来说，从经济发展、从技术革新上来说，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市场无法发展，技术革新也无法前进。
道理非常简单，只有在宪政的条件下，政府才能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避免侵犯私有产权。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宪政的国家，时间是在1689年。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理论基石。但也并不是说美国的地区之间就没有竞争。
之所以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原因就是英国先建立了宪政，英国先保证了政府保护私有产权，用宪政的方式来将政府的手脚捆起来。只能是短时间内在有条件的一定范围内暂时解决问题，所以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实际上是权宜之计，或者用更正面的语言来说，它是一个过渡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因为经济速度增长太快，这是完全错误的。政府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市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两大类，一是保护市场运行的基本条件，二是提供公共品。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是没有办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也没有可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有意识地降低增长速度，并不会自动地推进改革。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新鲜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早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列出，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又重新列出，也提出了若干个解决方案，但是为什么没有变好，根源就在于制度上。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仍然有持续的高速增长，受危机的影响很小，所以就有人认为是不是表明中国模式特别的优越？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持续？中国的制度，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中央在资源、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三是独立司法，保证市场上签订的合同的执行，防止垄断和欺诈。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竞争什么了？竞争的是G D P增长速度。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地方之间竞争的G D P增长速度，是一个较好的单目标体系，虽然不能完全准确的衡量经济增长情况，但不易造假。
包括这个市场的建立，包括民企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和地方政府的动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地区竞争是一个关键的东西。比如说在美国不存在州和州之间评比，谁评分高就可以从州长到总统，州长是本州老百姓选出来的，不是总统任命的，所以在美国地区之间的竞争是竞争商业环境。
今天中国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太快，如果说是由于政策上硬提上来的速度，那是有问题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政策上的基本特点。过渡期间可以暂时使用这个办法，创造一些好的条件，在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赶快改革完善制度。这之后英国开始产业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可以使用地区竞争的方式来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呢？首先如果要竞争，就必须手里有资源，手里没有资源实际上是搞不起来的。而由上级考核下级，下级互相竞争，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长期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有非常快的增长速度，60年代有10%的增长速度。再有一点，公民和政府之间一定不可避免有利益冲突，因为政府里都是普通人，所以面对冲突时，官僚也做不到不偏不倚。
既然公民和政府之间不可避免有矛盾，怎么可能依赖政府来保护产权？依赖政府不偏不倚地执行合同？如果公共品需要政府来提供，怎么有可能政府在提供公共品的时候考虑的只是民众的利益？宪政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保证政府不可能滥用权力，因此宪政是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本保证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
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
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
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
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
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
